政府质量研究所简介

建立的背景 (Background)

建立政府质量研究所的一个主要动机是因为这样一个疑窦（或者假设），即在所有的社会中，政府制度的质量对其公民的福祉最为重要。不能仅仅把政治制度视为构成社会和经济力量基础的反映，受不同制度理论发展的启迪，我们希望研究不同的看法，亦即一个特定社会中政府制度的质量是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动因。

当2004年创建政府质量研究所时，我们的目标是解决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理论的、方法论的和实证的。我们确定的理论问题有两类。首先，对于应该如何界定“善治”和“政府质量”还没有一个确定的解释。由于缺少一个恰当的定义，也就无法将政府质量操作化并且对之进行测量。另外一类问题与我们对如何以及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建立高质量的政治制度的有限理解有关。正如文献中所表明的那样，该问题如下：从利益的角度分析，每一个政治经济组织或者人员可能更喜欢拥有一个对支持他们的特殊利益有利的政治制度（规定和法律）。但是，根据定义，这样制度是不公正、带有歧视性和彻底腐败的。因此，从利益的角度理解政治是无法解决如何建立高质量的政府制度这一问题的。也就是说，目前缺乏一个关于如何建立政府质量的理论。

    在部分文献中，这一点被认为是“可靠承诺”d的问题。对此，诺贝尔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 North）认为，普遍的制度和管理行为是被排除在一个严格的效用最大化的模式之外的。如果政治领袖能成功地把国家塑造成一个管理上强有力到足以保护个人的权利免受腐败和滥用权力的侵害，他们也就有能亵渎这些权利的管理机制的能力。2009年诺贝尔奖获得者伊利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把这个问题界定为二阶集体行动的问题：社会信任和信赖范式的实现在本质上是一个集体行动的问题，没有它是不可能建立公正制度的。发展中国家有许多这样的案例，即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强有力的政治领袖一直未能建立值得信赖和有能力的政府制度。对东欧国家的研究呈现出一幅矛盾复杂的画面。然而，这方面的著述并没有恰当地表明普遍公正制度的诞生是难以解释的。非常有影响的政治理论家拉塞尔•哈丁（Russel Hardin）提出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观点：即使已经确立了公正的制度，我们仍有可能预料这些制度将是虚弱的，因为从理性主义的角度看，没有人能够守卫这些制度。

    我们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方法论的。现有的大部分关于政府制度变化的研究主要以对不同国家的单一的案例研究为基础。这类研究的确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信息，但是，众所周知，从这类研究中得出普遍性的结论是很困难的。为了得出普遍性的结论并且检验假设，我们希望将这类研究转向两个方向。首先，理论上集中于比较研究和历史性的案例研究，其次是大样本统计研究。

    我们提出的第三个问题是实证问题。目前已经建立了几个以测量政府质量为目的的数据库。例如，测量腐败、法律保护和信息自由程度的数据，测量选举制度质量和宪法结构的数据库，以及以不同国家的人们对其政府制度的感受的数据为基础的调查。

    我们还提出了一些与我们希望解决的与有效数据有关的重要问题。一是有效性和可信度。我们想要解决的有效数据的质量存在着明显的不同。第二个问题是综合和单个层面的数据库常常是分离的。第三个问题是从字面上看数据分散在世界各地，因此是很难利用的，特别是对时间有限的研究生而言。第四个问题是大部分有关政府质量的数据与其他两类理论上相关的数据是分离的。第一类我们称之为“你能得到什么”的数据。简而言之，如果一个国家有较高的政府质量，也就意味着它在人口健康、经济繁荣和识字率等方面具有较高的人类幸福感。除了这些“硬”指标外，我们也想把对政府质量的测量和社会信任、对“幸福”和主观幸福的感受等软指标联系起来。我们想要收集的第二类数据是关于“如何得到它”的数据。在这类数据中，我们希望包括所有能够解释国家间政府质量巨大差异的可能变量。

    我们认识到数据的杂乱无章是该领域研究进一步发展的一个现实问题。这个问题一直是想在这一领域做研究的人，当然也包括许多博士生，进入该领域的一个重大障碍。 因此，除了聚焦于如何界定和理解政府质量的差异外，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为了建立一个世界一流并且可以免费使用的数据库，其中数据的品质是最为重要的，而且要便于使用。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想要建立的数据库不仅仅对那些想做定量研究的人有价值，它对那些希望做一个或者几个国家深度案例研究的学者具有同样的意义。对于这类研究，我们的数据库将用来从不同的理论视角辨析令人关注的案例或者国家。这些可以被称作“异常值”，亦即与众所周知的理论不同的案例或者国家，或者也可以用于确定比较案例方法中被称为“最不同”或者“最相似”的研究设计。